◎当代诗人、鲁迅文学奖得主张执浩精读古诗的心血之作。

◎与杜甫、李白、王维、李商隐、孟浩然、苏轼等16位古代大诗人的灵魂对谈，一部充满真知灼见的私人诗歌史、诗人命运史。

◎不调侃，不仰望，不矫饰，不煽情，沉浸式体验古代大诗人的跌宕人生，在诗人的生命中，认领我们的命运。

◎立足史料谈生平，立足诗歌谈语言，立足理解谈命运，重建诗歌历史观。

◎典雅精装，荧光印刷黄鹤楼图案，暗藏匠心，古典的诗歌高楼照亮现代的阅读之旅。

《不如读诗》是当代诗人、鲁迅文学奖得主张执浩的古典诗歌随笔集，诗意解读了杜甫、李白、王维、李商隐、孟浩然、苏轼等16位大诗人的生平经历和诗歌写作。作者从一个现代诗人的视角出发，一步步靠近古代诗人，不调侃，不仰望，不矫饰，不煽情，将诗人们还原成有血有肉的鲜活生命，写尽诗行背后曲折隐秘的文心，让古典的诗歌在现代的时空里焕发新生。

本书中的每篇文章以一位诗人或一个诗歌现象为主题，既可独立成篇，又有统摄全书的线索隐伏其中。作者将诗人与诗歌置于连续性的诗歌史之中，以此梳理出一条延绵不绝的中国诗歌发展脉络，为理解诗歌开辟了新的路径。

张执浩，1965年秋生于湖北荆门，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。现为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，武汉文学院院长，湖北省作协副主席。主要作品有诗集《苦于赞美》《宽阔》《高原上的野花》等，另著有长、中短篇小说集、随笔集多部。曾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、人民文学奖、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等。

长居黄鹤楼下。被无数前辈诗人吟咏过的黄鹤楼，成为古典的象征，催逼作者时刻回望，阅读、钻研古典诗歌已近40年。2022年，在《山花》杂志开设诗歌讲读专栏“踏歌行”。

无名氏之歌/1

楚天愁云/17

归去来兮/32

穷途之恸/54

隐者真容/66

天马之行/80

朝向奇骏/95

去复还者/108

两山之间/121

仆者之起/136

笔补造化/153

自撰平生/169

无题之愁/187

罗衣掩诗/202

此心安处/215

青兕美芹/237

纸上苍生/257

我见过黄鹤/271

我一直觉得，所谓的“诗人”，应该是在人群中负有某种情感使命的人，他（她）要通过不断地书写这种名为“诗”的东西，以诗之名终塑造出某种或某一类“人”的形象来，而这一形象要合乎某种或某一类人共同共通的情感寄托。也就是说，诗歌终要抵达的是具有普世性的情感经验，以此来承载世人的精神寄托。在这样一种不间断的写作过程中，“诗”实际上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精神载体，它要凸显的是躲藏在“诗”背后的那个“人”，因为唯有这种显明的人物形象，才能唤起人类的普遍情感，让诗歌这种源于心灵的艺术，在苍茫人境中发出经久不息、绵绵不绝的召唤之音。如果以这个论断来反推文学史，我们很快就能发现，诗、人合一可能仍然是传统诗学的大道，无“诗”难以成“人”，反之无“人”，“诗”之焉附？但是，当这一论断遭遇到诸如《诗经》《古诗十九首》，或更多的汉魏南北朝“无名氏之歌”时，我们又发现它是失效的，起码充满了破绽，因为“无名者之歌”强调的是“歌”，而非歌咏者本尊。在失去了歌者之后，这些“歌”必须以自足的形式存在于世，诗意必须由某种恒定坚实的诗歌美学来支撑和驾驭，如此才不至于坠入沉沉的历史烟云之中。难度显而易见，但诗歌的纯粹性也因此进一步得到了保证。这一现象显然有悖于我们业已形成的阅读经验，它将阅读者置于某种孤立无援的审美境遇中，让诗歌与读者狭路相逢，唯有相互激活才能保全彼此。由此，便又催生出了一种全新的阅读方式。

行行重行行，与君生别离。

相去万余里，各在天一涯。

道路阻且长，会面安可知！

胡马依北风，越鸟巢南枝。

相去日已远，衣带日已缓。

浮云蔽白日，游子不顾返。

思君令人老，岁月忽已晚。

弃捐勿复道，努力加餐饭。

我们先来看看这首《古诗十九首》的开卷之作，全诗五言八联，句句平实，却句句锥心。不用典或少用典，可能是这一时期诗歌的显著特征之一，毕竟处于汉语语言文学的萌发期，澄澈纯粹的情感需要明净坦荡的语言与之匹配。在这首荡气回肠的爱情诗《行行重行行》中，时间与空间感相互交织，但整首诗里除了“胡马”“越鸟”这两个相对具有地域指向性的意象，留下了少许可寻的情感的蛛丝马迹外，读者几乎再也找不到任何可能佐证作者踪影的地方。也就是说，这首情感浓郁的诗行以牺牲作者的方式，直接抽离了情感的发生地，以及情感的缘起和出处，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是诗中那位远行的游子，同样，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能是那位翘首以盼的思妇。而事实上，这种情感“元诗”似的写作，几乎贯穿了整个“十九首”，夫妻生离、友朋死别、文士游宦、离乱相思、生死契阔……这些人生中常见、常态的情感世相，在这些劈面而来的诗歌里得到了真切、质朴的反映，所谓“情真、景真、事真、意真”，“真”成为这些诗歌的内核，真实，真诚，真切，真心，绝无虚头巴脑的矫饰之笔。正是缘于这种直面人性困境的真实写作，使得这些诗自始至终流照艺林，光景常新，总能给人以情长纸短、回味无穷的审美效力。尽管后世有无数注家论者在字里行间反复爬梳打捞，试图寻找写作者的真身，以及这些诗歌的诞生背景，但是，普通读者根本就不会去理睬这些诗的作者究竟是谁了，因为他们从中认领、获取的情感慰藉，已经远远大于对作者的好奇之心。

——《无名氏之歌》

文学史上总是有两类写作者在并辔而行：追踪溯源的，和毁尸灭迹的。前者是为了找到自己的出处，后者是为了神话自己的归宿。然而，李白似乎把这两类都占了。一方面他的出生、血统，甚至长相，都具有足够传奇的色彩，而他本人极度夸张、极度张扬的性格，又善于利用世人的好奇心，将这些传奇推向了虚无缥缈之境；另一方面，他在作品中执拗地强化着清晰的个人情貌：他既是狂饮的酒徒、佩剑的诗人、狎妓者、笑傲权贵礼法的人、自然率性的天才，又是身怀大鹏之志却频遭“谤议”的沦落之人。他显然是想通过清晰的文学风格对浑浊的个人身世加以澄清，但勇猛的力道反而加剧了河水的浑浊。而如此，就给后人带来了这样一种错愕：这个人明明栩栩如生，怎么倏忽一见，就转瞬即逝了呢？好似晴天流云，夜空流星一般。李白的独特性正在于此：他既是人们眼中的大诗人，又具足了人们心目中想象里的大诗人形象——这形象既清晰无比，直干云霄，又因其缥缈高远，令人望尘莫及。

——《天马之行》

“裘马轻狂”的岁月究竟有多迷人？只有当“艰难苦恨”的日子到来后才能真正体味到。三十年后，大约是在公元767年，杜甫拖着残躯，爬上夔州江畔的危岩，写下了被后世人称为“古今七律”的名作《登高》，发出了无限悲凉的长喟：

风急天高猿啸哀，渚清沙白鸟飞回。

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。

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。

艰难苦恨繁霜鬓，潦倒新停浊酒杯。

这声音如此撼人心魄，也让如今年过半百的我无数次悲从中来。如果说，《望岳》是诗人面向空蒙之境的欢呼，那么，《登高》则是诗人身陷囹圄之地的长啸。从泰山到夔门，从青春到暮年，一个人只有在翻越了一座又一座山之后，才会发现，原来这世上并不存在孤立的山，山的后面仍然是山，而且本质上这些山并无大小高矮之别，感受的差异性全部来自攀登者自己内心世界的跌宕与起伏。

  ——《两山之间》